新中國成立不久，1950年8月7~19日，首屆全國衛生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提出“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新中國衛生工作原則。當時，中醫有60萬，西醫有4萬，“團結中西醫”是60萬中醫與4萬西醫的團結。那時，我在上海顓橋聯合診所工作。這是國內較早的聯合診所，組建于1950年7月，共28人。其中中醫26人，西醫2人。由于西醫人數少，很多中醫生做了在今天看是西醫應做的工作，如1952年的反細菌戰的愛國衛生運動、1955年的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等。

會議同時召開了中醫座談會。時任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的賀誠在座談會上說：“全國衛生會議上來談中西醫團結問題，是為了把全國人民健康問題，得到更好解決。……過去中西醫的不團結，是過去反動政府所致的，今后在一致的目標下團結起來，為了人民的健康，我們應盡最大的努力。為使每個人都能盡最大效能，改造是必要的。不單獨是中醫要改造，即西醫也一樣要改造，這樣才能團結得更好。……剛才有幾位同志講過，中醫有許多豐富的經驗和理論，但是更主要的是要把這些經驗和理論，用今天的科學方法，給以證實和說明。……為了把中醫材料用科學方法研究整理，保持中醫學術的獨立性，我們打算成立中醫研究所，以便加以實驗研究，把一些不夠恰當的和不知其所以然的東西，都給以適當的解決。……中醫研究所我們不只請中醫，而且也要請許多在西醫界有聲望的先生們參加工作，整理中醫的經驗和成就。目的是用現代科學方法將中國醫學加以研究，保持其固有價值，發揚下去。”

對于這段講話有許多不同看法，我認為有必要強調兩點：第一，中醫研究和發展的基本原則和宗旨，是要保持其學術的獨立性和固有價值，并且發揚下去；第二，計劃成立中醫研究所，任務是整理研究，證實說明中醫學術，發揚其固有價值。

為什么要強調這兩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為研究目的服務，“發揚中醫學的固有價值”是研究目的，“科學化”僅僅是途徑。作為方法的現代科學技術，怎樣才能“善其事”地為保持發揚中醫學的固有價值服務，這才是關鍵問題。列寧說：“應用什么樣的方法論，這取決于我們必須研究的對象的本身。”因此，這里要反過來，“器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工”，首要的是提高中醫學術水平，抓好繼承。因為離開對中醫學術原貌的準確了解，學習就沒有根據，發展就沒有基礎，評價就沒有標準，研究整理就找不準目標對象了。

“努力發掘，加以提高”為的是“生”——從“中學西”到“西學中”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招收了一批“中醫研究人員”，成立中醫藥研究學習班。在全國60萬中醫中招60人，實際錄取43名，經短期補習數理化后，進入北京醫學院醫療系系統學習西醫5年。這是唯一的一次由中央舉辦的“中學西班”。1953年年底，中央文委找學生過去談話，并將結果匯報至中央。毛主席聽取報告后認為，現在不是中醫學習西醫的問題，中醫很早就主動學習西醫了。現在是西醫在朝、中醫在野，西醫掌管了醫藥衛生的管理，中醫被歧視、排斥，應該是西醫學習中醫學。

1954年10月21日，時任衛生部副部長、中華醫學會會長的傅連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關鍵的問題在于西醫學習中醫》一文中說：“過去我們曾經提倡中醫進修，學習西醫，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還不是最重要的。黨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們說，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西醫學習中醫。如果單純強調中醫學習西醫，其結果是使中醫完全變為西醫，也就是丟掉中醫！”

1954年6月，毛主席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機構，羅致好的中醫進行研究，派好的西醫學習中醫，共同參加研究工作。”因此，中醫研究院在1955年成立的時候，舉辦了全國首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研究班，簡稱“西學中班”，在全國招收西醫醫生系統學習中醫藥學，并向著名中醫學習，開展中醫藥學的研究工作。1958年10月11日，第一屆西學中班學員畢業，毛主席在衛生部報告上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這是對中醫藥傳承的重要態度。

1958年以后，全國各省、市陸續舉辦“西學中班”，先后培養了數千名西醫離職學習中醫人員，簡稱“西學中”人員。1957年我在北京醫學院畢業后分配到中央人民醫院，就是現在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中央人民醫院是中國人辦的第一個西醫醫院，創建于1918年。1958年，教育部規定西醫院校開設中醫藥課程，讓我擔任北京大學醫學院“中醫學概論”課程的講授工作。我為北京醫科大學五年級、四年級的5個班開展教學工作，這是“趕鴨子上架”。當時的副院長是“西學中”，他對我說：北醫畢業，怎么能研究中醫呢，怎么也得做5年臨床，到主治醫水平才行。意思是說，研究中醫需要高學歷、高水平。

研究中醫、生命的誤區——“努力發掘，加以提高”被誤解

有大量的西醫學習中醫了，那么“努力發掘，加以提高”了嗎？黨中央1978年56號文件說，后繼乏人，后繼乏學。我們走了幾十年的曲折道路，中醫始終被認為是研究對象，“努力發掘，加以提高”這8個字，被誤解為用現代科學方法對中醫學加以研究提高。我們往往自大地用現代科學方法糾正中醫，包括教育。

然而，一百年前梁啟超、陳獨秀、胡適等名人已就中醫學提出了問題。梁啟超提出：“中醫盡能愈病，總無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陳獨秀在1915年《給青年的一封信》中說，這是由于中國的“醫學不知科學，既不解人體之構造，復不事藥性的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這句話符合事實，因為中醫學不是構建于解剖學、現代藥理學、細菌學的。胡適斷言：“西醫，能說清楚他得的什么病，雖然治不好，但是西醫是科學的。中醫，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為）說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醫不科學。”因為西醫學回答了病從哪里來的，病理、病因、病位清楚，而中醫沒有回答病從哪里來的，病理、病因、病位不清楚。中醫不科學的罪名，就在于不認識疾病，或者說不用疾病醫學來考慮問題。

1952年，我從上海到北京來報到之前，拜訪了陸淵雷先生。他知道我是去學西醫，他讓我看一篇文章，即俞風賓（中華醫學會的創建人之一）1916年在《中華醫學會雜志》上發表的《保存舊醫學的商榷》。文中說：“欲廢舊醫者，泰半為淺嘗之西醫士。此輩徒學西醫之皮毛，學識經驗兩不足取，而驟然曰中醫陳腐當廢除之，而將其有價值處一概抹煞矣。”俞風賓曾任中華醫學會副會長，是位有良心的、高明的西醫生。

中醫的特色和優勢，其實就是“不認識病，能治好病”。中醫的傳承，就是要傳承這一點。21世紀SARS來了，全球病理學家還說不清楚病原體的時候，廣東的中醫卻治好了SARS。關于疾病對抗醫學，中醫也有，但被稱為下醫、粗工。中醫有四等：上醫、中醫、下醫、粗工。粗工就是“粗工兇兇，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老病沒有治好，又有了新的病，就是藥物病、醫源性疾病。

疾病醫學、疾病對抗醫學，成為咒罵中醫、開除中醫的一把劍。很多人接受現代科學多，但對于不認識病、能治好病的中醫特色和優勢不理解，總是希望用物質基礎來說明它。即使余云岫、陳獨秀、胡適等都沒有否認中醫能治好病。于是余云岫提出“廢醫存藥”，把中醫廢掉，把中藥保留，因為中藥能治好病。保留什么中藥？做實驗篩選。

解放后，1961年全國首屆藥理學會交流的實驗研究表明，用針對病因病理病位直接對抗補充的療效觀篩選中藥，卻是陰性結果居多，少數陽性結果者，比之同類西醫又大為不如。1971年全國性篩選治療慢性支氣管炎的中藥，針對咳、喘、痰、炎，得到18味草藥，可惜又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對這些實驗怎么看？這是用物質世界的知識解決生命現象，本身就是落后的。蘇聯遠東研究所在研究我國黑龍江的刺五加、遼寧的五味子、吉林的人參中發現了三個現象：血糖高的能下來，血糖低的能上去；血壓高的能下來，血壓低的能上去；白細胞高的能下來，白細胞低的能上去。他們對中藥作用機制做了如下解釋：一是雙向作用；二是正常化作用，高于它的往下走，低于它的往上走；三是適應源樣作用，即提高機體細胞的適應能力。這就是比中國的藥理學家高明之處。

用物質科學研究生命出現危機

藥理學，直接打擊敵人的方法，禁不起時間的考驗。從上世紀30年代發現磺胺以來，人類不斷發現并生產了大量的抗生素。這些抗生素以其顯著的對抗傳染病病因的效果，在醫學舞臺上輝煌了一段時間。但很快細菌、病毒就對這些抗生素產生了耐藥性，大量抗生素被淘汰。醫學界又不斷研究出新的抗生素以對付這些耐藥的細菌、病毒。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細菌、病毒的變異比研制新藥的速度還要快。這就造成了大量藥物不斷被淘汰，迫使醫學不斷研究新的藥物。有些藥花費近10億美元，經歷10年的時間研究出來，應用一段時間后，很快就被淘汰了。這就造成了醫療費用的上漲。同時針對病因的治療還加速病原體的變異而制造了新的病原體。如瘧疾原來用奎寧治療效果很好，但很快就出現了耐奎寧的瘧原蟲。醫學界又研究出青蒿素來對抗耐奎寧的瘧原蟲，效果很好，但現在又出現了耐青蒿素的瘧原蟲。這種耐青蒿素的瘧原蟲就是針對病因的治療所制造出來的新的病原體。 另外，即使病原體對抗生素敏感，也不一定能治好疾病。如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細菌的感染，而所感染的細菌都是常在菌群。

種種現象說明，針對病因的治療出現了危機。西醫幾十年來也發現了用物質科學研究生命，是個誤區。我們現代受的教育都是物質科學的教育，是唯物論的知識論。

中醫“能治好病”的根本原因

1953年，我看了前蘇聯達維多夫斯基的《傳染病病理學》，他說：“傳染病病理學的發展，不在于去發現更多的病原體，而是就已知的，甚至更少的病原體，生命有機體對它的典型性反應。”這句話非常高明，強調機體、生命。后來因出現了環境污染性疾病，日本和田攻《公害引起的疾病》是這樣定義疾病的：“疾病是對環境變化這個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和適應的過程。”這些表述都進入了生命的層次。

20年前，美國邀請我去講學，擬定的題目叫“人的自我痊愈能力”。美國為什么會出這個題目？在美國，以中醫學為代表的傳統醫學被稱為“補充和替代醫學”（簡稱CAM）。有關CAM的正規研究，1992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成立CAM辦公室，并且在著名大學成立了CAM研究中心，從CAM學院到CAM博士后制度的建立，足見各界的重視程度。尤其值得關注的是2000年3月17日，克林頓總統頒布第1314號總統令，成立“白宮CAM政策委員會”，于2002年3月完成了最終報告，肯定了CAM在治療慢性病、重大疾病及減低毒副作用方面的作用。

美國首先意識到自己的醫學不夠用了，要汲取他人的經驗。第二，很多中國的西醫，在那里開業當中醫。據報道，美國人中有42％使用過CAM，其就診數和花費甚至比自費請西醫診治還多。

所以我到美國時，對他們說，你們回顧一下1908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一位德國醫學家、細菌學家、免疫學家歐根·埃利希。他有個非常重要的實驗。有一種叫錐蟲紅的染料，實驗證明錐蟲紅可以殺滅錐蟲。而在感染錐蟲病的動物身上，只需試管劑量的1/6即可治愈。于是他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其余5/6的差額從哪里來的？這就是生命和試管實驗作用不一樣的地方。

藥物在生命體上的作用是與在非生命物體上的作用不同的，在生命體上僅僅1/6的量就有效了。生命的能力，就是，占5/6，而手段僅僅是1/6。WHO說了，“人類健康長壽的影響因素中，現代醫療僅占8%”，也就是1/6的一半。 

中國中醫科學院老院長魯之俊，當年任西南軍區衛生部副部長。在解放大西南的時候，戰士們得了瘧疾，由于國民黨封鎖沒有奎寧，就用針灸治愈。后來，南京中醫藥大學邱茂亮教授做了兩個實驗：針刺治療瘧疾、痢疾。

針刺能殺滅瘧原蟲、痢疾桿菌嗎？不能，但是病卻好了。這就是中醫“不認識病，能治好病”的根本原因。所有的藥物，都是作用于機體，作用于生命，生命有自愈能力。比如人參，《英國大百科全書》曾寫道：“人參是完全無用的植物，其作用是心理性和虛構的；因為所有報道都未提及它能實際治療某種疾病。”也就是沒有對照試驗等等。然而，英國《新科學家》載文指出：“中醫把人參看成藥中之王，之所以重要，因為中醫藥更注重于：保持內環境穩定以抵抗疾病，勝于直接治療疾病。”這句話就是中醫學“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之意。“正氣存內”的自我穩定，“邪不可干”的生態平衡，不要求“邪”的徹底消滅。

整個宇宙其實就是兩個世界：物質世界和生命世界。中國的學問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間最偉大的就是“生”。醫生，醫的是“生”；醫學，學的是“生”；醫藥，為的是“生”。馬克思曾指出：“幾千年來醫藥是和全人類最崇高美好的指標相結合的。”醫藥，不是一般的科學，是最高層次的科學，是為全人類最崇高美好的指標——生命健康服務的。中醫學是為生命服務的。秦越人敢于說這樣的話：“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所以，“努力發掘”，是請教生命，“加以提高”，是為了生命。

打開中華文明寶庫　中醫當自強不息——現代醫療危機源于對人體“正氣”的忽視

1993年，美國提出一個題目叫“醫學的目的再審查”的國際研究計劃。研究計劃已經啟動了，WHO的官員告訴他們，你們得邀請中國參加。后來不僅中國參加了，印尼、智利等上億以上人口的國家都參加了。

“醫學的目的再審查”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當代全球的醫療危機和醫改難題根源于近代醫學模式，根源于主要針對疾病的技術統治醫學的長期結果。主要針對疾病的技術，就是“努力找病，除惡務盡”，找出病因病理病位，消除病因、糾正病理、清除病灶，這已經導致全球性醫療危機和醫改難題，并且對醫學的統治是長期的，非短期的。

近代醫學模式是什么呢？1977年恩格爾提出“需要新的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模式的挑戰”，他說：“今天統治著西方醫學的疾病模型，是生物醫學模型，這種模型已成為一種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現在已獲得教條的地位。它認為疾病的一切行為現象，必須用物理化學原理來解說，這是還原論的辦法。它認為任何不能作如此解說的，必須從疾病范疇中排除出去……它把敢于向生物醫學疾病模型的終極真理提出疑問和主張建立更有用的模型的人視為異端。”

這種疾病醫學解釋模型，是西方工業文明時代的產物，它的機械構成論觀念的認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的。向后專注溯因分析認識論，向下堅持微觀實體本質論，向外信奉線性因果決定論。它主要以疾病為對象的醫學觀，純粹消極的疾病觀和直接對抗補充的療效觀，認為是致病因素決定疾病的性質，病理變化決定疾病的轉歸。診斷認識的任務主要在于發現疾病和確診疾病，向后追溯“病從何來”，向下尋找“病在何處”，向外確認“什么病因”。

19世紀以來，疾病醫學用“人體構造”知識建立其病理學及其解剖定位，用“菌毒傳染”知識建構其病原學和毒理學，用“藥性分析”的化學知識建立其藥理學和愈病之理。由此不斷發展疾病分類學診療思想體系，發展能針對靶點進行直接對抗和補充的替代性物質手段，企求通過消除病因，糾正病理，清除病灶來實現征服疾病和消滅疾病的醫學目的。

近代西方醫學已發展成為一門以研究疾病及其對病因病理病位的認識，來決定其防治行為和效果評價的醫學。發展診查手段以提高發現和確診疾病的能力，成為醫學的科學性和現代性發展水平的根本標志，疾病醫學模型也就因此成為一種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在整個20世紀里獲得了教條的地位。

1972年2月11日，蘇聯《消息報》刊文《從哪里去尋找健康的鑰匙》，文章指出：“無論這是怎樣令人奇怪的，但現在有許多疾病的發生，在某種程度上都與醫學，特別是藥理學方面的成就有關。”并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以為今天的藥物醫療系統忽然變得無能為力和應當棄之不用，則是十分錯誤的。但是，同時我們應當考慮如何來降低藥物對機體的有害副作用。這方面的途徑之一，便是刺激機體的防御能力”。現狀又不能不指出：“使用抗生素后如何恢復共生菌叢的能力，用皮質激素如何使腎上腺的機能恢復正常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提高防御感染屏障抵抗力的可能性，目前也還不清楚。顯然，人類為疾病付出代價，與其說是由于文明，不如說是由于我們對人體天然防御力的忽視。”

把科學當成真理導致中醫被嚴重扭曲

2003年，《讀書》雜志召開座談會，主題叫“中醫的傳統與出路”。我說：中醫的傳統近百年來是被嚴重扭曲的。第一，它不是疾病醫學。這是梁啟超、陳獨秀、胡適說的。因為中醫學不是疾病醫學，所以中醫學不科學。第二，中醫學不是物質科學。中醫學不是研究物質的，但是它厚德載物，要讓物質為生命服務。第三，中醫學不是對象性思維的認識論的知識論。

要理解第三點，就需要知道馬克思主義哲學。恩格斯指出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幾段話是“新的世界觀的天才萌芽”。如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主義強調實踐論。哲學家也是人，他們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根本的是改變世界的實踐。馬克思還認為：“以往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這是對象性思維。對于醫學，就是回答什么是病，病因病理病位是什么，怎樣消除病因、糾正病理、清除病灶。

這樣的醫學就是疾病對抗醫學。這當然也是一種實踐，關鍵它是消極的疾病觀。應該“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馬克思語），也就是從人的主觀方面出發，從人的實踐出發，從人的感性活動出發，去理解。醫學僅僅是一門科學嗎？科學僅僅是探討物質基礎嗎？馬克思提出要以人為主體，以人為本。這體現了另一種價值觀。我們的誤區就是把認識論的、知識論的所謂理論模型，也就是科學，當成真理來崇拜。

中醫藥傳承的任務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

習近平同志在澳大利亞墨爾本指出：“中醫藥學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這句話提醒，中醫藥傳承的任務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但是，這一百年來我們物質化了，根本不理解寶庫中的“寶”是什么。

西醫學還是物質科學層次，是對象性思維的認識論的知識論層次，沒有發展到意向性思維的創生性實踐的生生之學的層次。中醫學的人本主義意向性思維，其致思方向是向前、向上、向內的，是通過“視其外應”的功能目標性行為現象、主體應激反應的適應性功能目標的行為現象，以知其內藏發動的神氣應乎中的關于藏象論和病機論的理論模型建構，并由此相應發展如何依靠和發展這個“神氣應乎中”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的中醫養生學和治則學的實踐觀念和療效觀念。

中醫學的本質是創生性實踐的生生之道：其一，前體組合，聚毒藥以供醫事。其二，間接動員，依靠界面全息效應。其三，疏其血氣，“治病之道，順而已矣”，是扶其“正祛邪”之勢而利導之。勿違時，時不可違。其四，網絡調節，“治病之道，氣內為寶”，是助其自組演化調節能力。無代化，化不可代。生生之道之所以是創生性實踐，在于充分尊重和依靠人體自身“神氣應乎中”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并依此內在動力學根據，作為識別選擇乃至轉化利用生生之具的價值標準，并使之通變合和地對人的生生之氣的神氣應乎中地加以提高，促成轉化。

這樣，生生之道的創生性實踐出現了增益性效應：1.努力發掘和加以提高的楔入效應；2.生生之具的通變合和的加和效應；3.天人合德的生生之效的溢出效應。這是一種人本主義意向性思維，向前、向上、向內致思方向的創生性實踐優勢。這是對人的生生之氣的自組演化調節功能目標動力學，努力發掘和加以提高的人類健康生態醫學。生態如何理解？中華文明強調“萬物并育而不相害”，“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不僅人類要生存，細菌、病毒也得生存，想把身體內的細菌、侵入到細胞內的病毒消滅掉是不可能的。

醫學危機、醫療改革中，中醫該怎么做？2009年，醫學哲學界開了一次醫學整合的會議。我贊成中西醫結合。孔夫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要進行“發皇古義，融匯新知”的實踐。可現在不是“融匯新知”，而是陷入到“新知”里了。這幾年我給清華博士生講課，題目是清華大學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中醫要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現代的研究成果，都要為我所用，而不是用來改造自我。